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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李昌盛教授做客皖西学院“政法周末大讲堂”:凤凰平

编辑:凯恩/2019-01-02 13:17

  皖西学院法学院1998届校友,蚁彩票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昌盛应邀参加皖西学院百年校庆和法学院60周年院庆之际,做客皖西学院“政法周末大讲堂...

  2018年12月7日下午,皖西学院法学院1998届校友,蚁彩票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昌盛应邀参加皖西学院百年校庆和法学院60周年院庆之际,做客皖西学院“政法周末大讲堂”第114期,为我校师生做“错案的轨迹以虚假口供为线索”专题报告。法学院师生和辅修法学(双学位)学生近400人聆听了报告。法学院院长刘鑫主持报告并总结。

  报告中,李昌盛从错案的类型出发,引出主题。他指出,错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错判有罪,另一种是错判无罪,报告讨论的错案为第一种情形下的错案,也称之为冤案。他以“为什么几乎所有的错案都存在虚假口供?”引出报告的主题内容虚假口供是如何被生产、制造和采纳的。

  李昌盛通过对杜培武案、赵作海案、佘祥林案以及张氏叔侄案等冤假错案的比较,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没有实施犯罪的人要供认犯罪呢?”一般来说,没有几个理性的无辜公民自愿承认犯罪,因为违背自我保护的基本人性。同样,除非是故意陷害他人的罕见情形,没有几个侦查人员有意让无辜公民供认犯罪,因为违背人类的良知底线。那虚假供述是怎么产生的呢 ?

  李昌盛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清晰的阐述了制造虚假供述的路线图。因为只有以系统的眼光揭示虚假供述制造和采纳的路线轨迹,才可能采取有效的措施预防类似错案的发生。

  首先是确认错误。侦查活动的任务是查明犯罪事实和查获犯罪嫌疑人。从侦查难易程度而言,现实发生的案件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事实清楚型”;二是“有待确认型”;三是“有待查获型”;四是“有待调查型”。在最后一种情形下,侦查难度最大。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规定,只要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侦查机关即可作出“立案”决定。一旦做出立案决定,侦查程序随之开启。随后,侦查人员只要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者假设确认某个人具有犯罪嫌疑,就可以将其列为犯罪嫌疑人,并对其展开讯问活动。也就是说,侦查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推测,把普通公民或者嫌疑对象作为犯罪嫌疑人对待。如果犯罪嫌疑人是无辜的公民,错案的原点已经绘制成功。而一旦确认错误,就为后续的错误创造了条件。

  其次是营造压力。李昌盛认为,一个人一旦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就会面对两种压力,一是认罪后,可能面临的未来不确定的刑罚,二是不认罪面临的当前确定的“惩罚”,面对二难选择,“理性的人”会暂时顺从侦查人员以使自己能够从当前的痛苦中得到解放。

  第三是诱供错误。一份有证明力的供述,不仅要认罪,而且要叙述犯罪的具体事实。无辜的犯罪嫌疑人通常并不知道具体的犯罪情节。在侦查人员的逼迫下,由于无法拒绝回答提问,他们只能通过想象、猜测的方式回答有关的犯罪事实,他们的回答要么与现有的证据不符合,要么无法为现有的情节提供合理的解释。这个时候,侦查人员就可能会“帮助”犯罪嫌疑人“回忆”、“建构”他们所确信的“真相”。在侦查人员的“帮助”下,无辜的犯罪嫌疑人被迫接受某种犯罪事实的版本,按照侦查人员的意图“供述”犯罪事实。这样,逼供加上指供、诱供甚至“教供”,一份表面上看起来符合“真相”的虚假供述据此形成。

  第四是证实倾向。在理想状态下,侦查人员在讯问时“一定要冷静客观、全面合理地对待,既要听取被告人有罪的陈述,也要听取被告人无罪的辩解”。但是认知心理学发现,个体在判断自己的信念或假设并进行决策时,往往认为支持性的论据更具有说服力,并有意或无意地寻找与已有信念或者假设一致的信息和解释,忽视可能与之不一致的信息和解释,这种倾向被称为“证实性偏差”。侦查活动的有罪假设所导致的证实性偏差,严重影响侦查活动的客观中立性,使侦查人员无法发现自己的错误侦查假设和结果。

  为什么虚假供述会被采纳呢?李昌盛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缺乏有效的非法取证的发现机制。对于被告人而言,由于讯问程序没有第三人在场,他们辩解自己遭受刑讯逼供,通常难以找到能够为他们提供证据的证人,对于司法人员来说,由于真正有罪的被告人通常也会采用翻供或者辩解刑讯逼供等策略逃避责任,仅凭被告人的伤情或者“一面之词”,尚难以直接得出供述是非法手段取得的结论。二是证据真实性审查的印证模式。就口供的印证而言,其核心在于口供中的信息是否能够得到其他证据的验证,与其他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是否一致。但是,当遇到讯问过程中是否存在逼供、诱供、指供等行为时,法院单从讯问笔录中查找线索,通常是徒劳的。侦查人员通常不会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违法讯问活动记载于笔录之中,在此情况下,法院通常采取相信警察和排斥被告人辩解的态度,并以口供得到印证为由而采信供述。一旦口供被采信,被定罪处罚几乎也就顺理成章了,错案也可能因此而铸成。

  以虚假供述的形成和采信过程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错案之所以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那如何有效去控制和应对呢?李昌盛认为,应当从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两个方面去把握。当前我们国家已经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在过程控制方面: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对讯问场所和讯问过程进行严格控制,对部分案件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在结果控制方面:以立法形式确立了非法口供排除规则,明确非法取证行为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确立翻供处理规则。为进一步有效降低虚假供述的出现,李昌盛还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应当对“因事立案”的立案条件予以重新诠释;二是把全程录音录像制度覆盖到全部刑事案件,并赋予其最佳证据的地位;三是侦查人员要从认识上切实改变审讯的目的观,从获取口供向收集信息转变;四是在侦查程序中构建一种侦查假设的反思机制以及竞争性理论的反馈机制;五是未来可以以自愿性作为非法证据认定的标准;六是必须要采取措施确保口供不被污染。

  李昌盛教授的报告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他严谨的学术态度、精湛的学术功底、缜密的逻辑思维、精辟独到的见解,让在场师生享受了一次丰盛的学术盛宴。报告结束后,在场师生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李昌盛,蚁彩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证据学研究,蚁彩票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量刑研究中心副主任,蚁彩票学科委员会委员,《现代法学》编委会委员,《刑事司法论丛》主编,重庆市国家安全法学会常务理事,南方双彩网走势图,首批重庆市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2011),重庆市第二届十大中青年法学专家(2013),荣获蚁彩票优秀教师(2014,2016)和首届“西政好老师”荣誉称号(2017),曾挂职担任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助理(2012-2013)。已在《法学研究》、《清华法学》、《现代法学》、《法律科学》、《比较法研究》等刊物独立发表论文60余篇,在外文期刊发表论文2篇,出版个人专著2部,译著1部,合著2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4项,参与国家、省部级课题7项。研究成果曾获得重庆市优秀博士论文奖(2009)、第二届全国中青年刑事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009)、中国法学会“三项重点工作”优秀奖(2010)、重庆市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1)、第一届陈光中诉讼法学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奖(2011)、第6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二等奖(2011)、京津沪渝法治论坛一等奖(2012)、凤凰平台网址,第10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一等奖(2015)以及第三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2015)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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